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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一丹的考研心路历程

2016-04-19 14:07       来源:中国在职研究生网    http://www.zzyjs.com

4月27日,是敬一丹60岁的生日。4月30日录完最后一期《焦点访谈》,她从央视退休。近两年,敬一丹总是带着一种倒计时的心态来录制每一期节目。退休真正到了眼前,心境却是平和的。

三十多岁时,敬一丹对着镜子说:“我都有皱纹了。”妈妈看着她说:“少有少的美,老有老的美。”

五十多岁时,敬一丹遇到朋友的妈妈石铭阿姨。已经九十多岁的老人家对敬一丹说,在自己六十岁离休的时候,定了一个三十年计划:办一份报、出几本书。

敬一丹为这个计划感到吃惊:“离休了,散淡日子慢慢过呗,老人家不但定计划,还定了三十年的计划。”一年又一年,她实现了一个个预定的计划。在老年社区办了一份报,忙忙碌碌操持着,书也一本一本按计划出版。

“和95岁的石铭阿姨比,我可不才年方六十嘛。”敬一丹笑着说。

一年多来,敬一丹在写一本名为《我遇见你》的新书,用写书的方式“好好地看了一下自己走过的路。”敬一丹说:“之所以叫这个书名,是因为做记者、作为一个电视人,职业让我有了这么多‘遇到’。假如不是有了这些‘遇到’,我今天就不会是这个样子。作为一个电视人能够遇到那么多人,是有缘、有幸。”

发黄的纸张、生锈的曲别针,敬一丹把以前攒的笔记本都拿了出来,把做过的节目一个个都回忆了一遍。“我做这件事情,其实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,也给观众一个交流。不做这个事儿就好像有事没做完似的。这就是A型血的特点,做事要有头有尾。”敬一丹说。

“我是我们那疙瘩普通话最好的”

4月底的最后一个周末,敬一丹回到了母校中国传媒大学。在青年学生中间,她的心情完全放松了下来。学生提问:“假如回到二十岁,你会做什么?”将敬一丹拉回到林海雪原的知青生活。

1972年,敬一丹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小兴安岭青河林场当知青,一当就是5年。“我们和你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缺少选择。”敬一丹20岁的时候,眼前可选择的机会很少。“工农兵学员是推荐的,推荐哪个是哪个。推荐哪个都很向往。”她曾先后被推荐到大连外国语学院和沈阳铁路学校等地方深造,但都没有成功。直到黑龙江省电台替北京广播学院(今传媒大学)来招生,敬一丹被推荐成功,成为1976年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。

刚入学,敬一丹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,看不到问题和差距。老师问同学你是哪儿来的?以前是做什么的?敬一丹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说:“黑龙江哈尔滨,是知青。”

敬一丹回忆着:“老师说,哎呀,同学你东北口音太重了。我有口音吗?我是当地广播站的广播员儿,我是我们那疙瘩普通话最好的。你这调值都不对。啥叫调值啊?你这嗓音太白了。啥叫白啊?”

敬一丹同宿舍的同学都是各省电台的播音员。水平比她高出一大截。老师给她的练声材料和别人都不一样。“别人练八百标兵奔北坡的时候,我还有另外一份,练调值。”一直到第一次考试,敬一丹才开始有了自信。考试内容是在一个小教室录音,读一个有救人情节的小故事。“我就把调值啥的给忘了。念那个小故事念得特别投入。”特别意外,成绩得了优。老师说:“你是基础不如别人,但是你念稿件的时候注重内容,这是正确的播音创作道路。”这几句点拨给敬一丹带来了很大的鼓舞。

出了英语考场,“那自卑就像是文盲遇到了识文断字的人一样”

工农兵学员的学制只有两年,没有开设英语课,学习条件也很艰苦,甚至播音专业的小课要在宿舍里进行。带着太多遗憾,敬一丹回到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。没过多久,她发现自己的写作能力下降了。“天天播音读稿子,自己不会写东西了。这样下去不完了吗?”敬一丹想再次深造,途径只有一个,考研究生。

在偌大的哈尔滨,敬一丹的视野里找不到一个文科的研究生。想借鉴经验是不可能了。为了了解题型,她第一次走进了考场。在英语考场上,敬一丹平生第一次看到了英语试题。“那时候,我勉强认全了26个字母。怎么连在一起都不认识呢?怎么别人都会呢?”敬一丹说,在不能提前交卷的30分钟内,她只能这行填上A,那行填上B。“深深地自卑啊,那种自卑就像是一个文盲遇到了识文断字的人一样。”出了考场,敬一丹下定决心,学英语。

周一、三、五学许国璋英语第三册,二、四、六学第四册,周日还去上托福。在这种强度下,敬一丹进了三次研究生考试的考场,最终英语66分,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的研究生。

敬一丹读研究生的时候,电视台主持人刚刚出现。“这不就是我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方向吗?采编播合一的主持人。”写毕业论文的时候,敬一丹的题目是《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》,是中国第一篇关于主持人的论文。

导师齐越是开国大典的播音员,很多人担心传统的齐越老师不会同意这个题目。当时播音系没有一个老师有主持人的实践,电视台刚刚有实践,甚至看不见一篇像样的体会文章。敬一丹向导师汇报了自己的题目,齐越教授立刻表示了赞许。他吩咐敬一丹:“你要从调研开始。”齐越教授写了几个纸条给沈力、虹云、徐曼等人,相当于路条。这些人都是中国主持人的开拓者。敬一丹愉快地回忆着写给沈力的内容:沈力环(沈力原名)同志,我的学生小敬要研究节目主持人,请你帮助她。论文答辩时,敬一丹已身怀六甲。“我是一边孕育论文,一边孕育我女儿。” 站在导师齐越教授的塑像前,看着翠绿的松柏和成片的核桃林,敬一丹回想起很多。

“我先是研究者,后是实践者。我研究以后发现,成功的主持人,无一不是采编播合一的。这就是我对主持人的认识,这是规律性的东西。”敬一丹总结说。

研究生毕业后,敬一丹留校当老师。张泽群、孙晓梅、张政这些85级的新生成了敬一丹的学生。敬一丹故作镇定地讲课。看着孙晓梅他们聪明的眼神,她的心里一阵阵地发虚:“我拿什么献给你,我的学生?”学校派敬一丹去中央电视台实习,实践之后,积累素材,回来写电视播音讲义。结果就一去不复返了。

1988年,敬一丹到了中央电视台。“去电视台,每天都是新鲜,每天都是陌生,把心底里的欲望唤起来了。”敬一丹说。迟钝,也许成全了我

28岁,敬一丹考取研究生;38岁,创办了《一丹话题》;40岁,加盟《焦点访谈》。

1995年,敬一丹刚到《焦点访谈》不久,《中国青年报》一位女记者采访了敬一丹。专访见报了,标题是:《敬一丹另一种中年》。“啊?我成了中年?”这个标题让敬一丹感到意外。又有一家东北的报纸标题写:《敬一丹,与年轮抗争》。“谁抗争了?谁去一圈一圈数年轮啊!”敬一丹说。

38岁,敬一丹创办《一丹话题》,脑力体力满负荷投入,也没觉得和十年前有什么不同。

40岁,敬一丹加盟《焦点访谈》。“想都没想年龄的事儿,这和年龄有关吗?”敬一丹说,她是在报人的提醒下才意识到,人到中年了,“真够迟钝的!”当时《东方时空》、《焦点访谈》团队的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。崔永元、水均益,比她小八岁,白岩松比她小十三岁。遇到有人拐弯抹角地问她:你中学是那届的?敬一丹索性痛快地直接说出自己的年龄。

和年轻人一起,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。看到白岩松精力旺盛反应飞快,她会想:“是新闻素质使然,性格使然,与年龄有什么关系呢?我对年龄感觉有点儿迟钝。”

对性别,敬一丹同样迟钝。早期《东方时空》,严重阳盛阴衰,只有敬一丹一个女主持人。敬一丹就自己凑合着化妆。化妆师徐晶来帮忙:“黄台长嘱咐了,你快去帮帮敬一丹吧!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”敬一丹平常采访、出差、走山路,熬夜编片,也很少想到女士优先,被关照这一层。“作为一个中年女性主持人,我对年龄、性别的迟钝,也许成全了我。这种迟钝,使我对这组词的最后一个词‘主持人’更敏感更在意,职业的要求往往是首要的。”

很多精英,因为看了新闻评论部的“内部年会”才决定加入央视

敬一丹庆幸人到中年时,到了一个年轻的群体中。加盟《焦点访谈》后,第一次参加年会就大感意外。舞台上,有穿着雪白纱裙跳“四小天鹅”的四条汉子。群众大模大样坐着,头儿殷勤地端茶倒水,领导的钱包被主持人拿出来,问也不问把钱撒向众人,平常严厉的制片人,也得经得住捉弄。

后来的年会,就成了一个盼头。“年会的时候总是把最聪明的人集中起来。这也是一种表达。有一个策划的班子。我肯定不是策划班子里的,那是比我更聪明的人在那里。”

2002年,新闻评论部内部年会《东方红时空》,荧屏前严肃的敬一丹、康平穿上了六五式旧军装,作为晚会的主持人。

后来,这台联欢会上了网,好多年后,仍然会引起议论。

“在这里你能看到人们的关系,甚至是一种文化。你就会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友爱、平等、有趣,有那么多的火花呢?在这里没有那种很森严的等级,可以调侃戏谑。”敬一丹说,曾经有杂志登出醒目的封面文章:“弱智的中国电视”。时间副主任笑眯眯地有点居心叵测地把杂志的人请到年会现场。那人看后说:这些人不弱智!

2000年,《东方时空》7周年节目,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把网络引到直播间。崔永元带领着演播室近百名观众和网友,“万炮齐轰”主持人敬一丹、白岩松和水均益。“全是批评,不是夸你怎么好。”敬一丹说,“在这样的环境下,就感觉到我们和观众的一种信任关系。”

有一个观众对敬一丹说:“你很有道德的感召力,但没有票房的号召力。你要是像崔永元一样,有点缺点就好了。”敬一丹理解,表现太完美,总让人觉得是在掩饰,会产生距离感。“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女孩这么有见解,节目一结束,我们就让她加盟东方时空了,成了我们的同事。”在央视先后迎接两位总理时,她反复说起“舆论监督”

1998年10月7日,《焦点访谈》迎来朱镕基总理。

朱总理是《焦点访谈》最忠实的观众,常在国务院的会议上提及《焦点访谈》。

常对节目内容作出迅速直接的反应,节目曝光的问题会连夜出现转机,第二天就有反馈的结果。“作为记者,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,看到我们的舆论监督能那么直接地推动社会,推动某项政策的出台,推动某个错误的纠正,特别有职业的成就感。”敬一丹说。

总理进到台里了。敬一丹因为接受了请总理给《焦点访谈》题词的任务而有些忐忑。朱总理曾约法三章,不题词、不剪彩、不收礼。怎么好让总理破例呢。

朱总理走进《焦点访谈》演播室。短暂的静场后,敬一丹对他说:“总理,现在您看到的这些记者,只是我们《焦点访谈》的十分之一。”总理说:“你们那么多人啊?”敬一丹说:“是啊,我们很多年轻同事都到各地采访去了,他们都想和您交流,但有工作回不来,您能不能给他们留句话?”

中宣部部长丁关根说:“不要请总理题词。”敬一丹赶紧说:“不是题词,是给我们年轻记者留句话。”总理笑了。

方宏进把题词本摆在台子上。演播室一片安静。总理落笔了:“舆论监督,群众喉舌”。白岩松站在总理后面鼓起掌来。总理说:“我还没写完呢!”总理又写:“政府镜鉴,改革尖兵”。演播室一片掌声。

朱总理和敬一丹他们谈了很多问题。其中谈道:“什么叫正面报道为主?是指99%都应该正面报道吗? 98%、80%就不行吗?我看51%不也行吗?”

农民的话被总理引用。总理说,现在农村老百姓和干部打交道有句口头语:“你听不听?不听,我们《焦点访谈》见。”这说明《焦点访谈》在农民中间有影响,农民觉得有说话的地方,有人帮他们说话,而且说了话干部不听不行,有权威。

在谈到“政府镜鉴”时,朱总理说:“我们确实从《焦点访谈》了解到我们不能了解的情况,它像一面镜子,反映出我们的政策究竟能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。我们下去往往了解不到真实情况,他们事先都准备好了,叫你到哪儿去视察就去哪儿视察,坐下来就听汇报,谁跟你说心里话呀!我在《焦点访谈》就能看到许多真实情况。”

很久以后,2011年,《朱镕基总理讲话实录》出版。在348篇讲话中,有68次提到《焦点访谈》。《焦点访谈》在那个时代几乎成了舆论监督的代名词。

2003年8月26日,温家宝总理来到中央电视台视察。敬一丹心里斟酌着:“怎样用一句话说明《焦点访谈》近年的处境?怎样更醒目地提出问题?”

《焦点访谈》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,经历了最有锋芒的时期。风风雨雨过后,渐失锋芒,从巅峰上下来了。

温家宝总理来了,敬一丹开口说了第一句话:“温总理,1998年《焦点访谈》的舆论监督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%,到2002年,降为17%。”

敬一丹接着说:“舆论监督内容减少,一个原因是舆论监督的环境在变化,干扰在增强。现在,舆论监督的节目几乎都遭遇说情。说情已经从熟人老乡同学出面发展到组织出面。制片人、主任、台长不得不用大量精力应付说情,有的节目就在这种环境里夭折了。这使得《焦点访谈》的特色不那么鲜明了,有的观众的心情也从期待变成失望。在众多类型的节目中,《焦点访谈》节目并不是一个让人开心、舒服的节目,它是给人痛感和警示的节目,它对社会的意义,就如同让人对自己身上的疥疮保持痛感一样,进而保持整个社会肌体的健康。营造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,让《焦点访谈》保持鲜明的监督特色,是社会需要的,是百姓希望的。”

“中国需要舆论监督,同时需要舆论监督的土壤,在我们前面,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考验着耐力和承受力。”敬一丹说。有时她问自己:这还是《焦点访谈》吗?

《焦点访谈》的主持人值班是按周轮换,有时,敬一丹值班一周,没有一期节目是舆论监督的。周末最后一天,敬一丹问自己:这还是《焦点访谈》吗?有人久不见面,遇到了她,问:“你现在主持什么节目呢?”敬一丹说:“一直在主持《焦点访谈》啊!”对方说:“哦,很久不看了。”有人甚至说:“现在还有《焦点访谈》吗?”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说:“你们还有锋芒吗?”

敬一丹有心记录下从1998年到2014年,《焦点访谈》播出的监督类节目的数量。最多的是1998年,共130期。最少的是2011年,只有24期。2014年为68期。

在敬一丹眼里,《焦点访谈》不仅仅是一个电视栏目,它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产物,在中国社会有些渠道还不畅通的时候,《焦点访谈》承担了超出一个电视栏目所能承担的观众托付。

1994年《焦点访谈》刚刚创办的时候,中国很多百姓,特别是穷乡僻壤的草根阶层还不知道“舆论监督”为何物,“舆论监督”这个词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,几乎是生词。

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,报纸、广播、电视鲜有批评之声。缺少监督,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面貌。

最初《焦点访谈》很多话题是不能碰的,比如说戴大盖帽的,意味着权力。警察、法官、税务、工商,只要是代表着权力,都曾经是禁区。早期《焦点访谈》有很多这样的镜头:正在拍摄监督对象的时候,争论、冲突、肢体冲撞,摄像机猛烈摇晃,粗暴地上来一只手——不许拍摄!

敬一丹说:“那个时候‘大盖帽’一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,大家都紧张。舆论监督怎么推进呢?省会不行,那我们找一个县;中心城市不行,我们找不那么敏感的小城市,有点农村包围城市的意思。我们在一寸一寸地开拓着舆论监督的空间。”

《焦点访谈》最初,如果拍到不许拍照、推搡记者挡镜头时,特别暗自兴奋,初期时这些镜头直接编到节目里,很有力量,观众一看就会觉得:那是坏人。但这种判断太简单了。

后来主动减少,甚至不用这些镜头了,《焦点访谈》从最初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,慢慢变成了讲理的中年人。在她看来,“韧性”、“坚持”,远远比“任性”重要。

前些天有一次和观众见面的活动,一个中年人对敬一丹说,“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你,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句话:我真的很感谢,那些年你们为我们说话。”敬一丹说:“原来在《焦点访谈》初创的时候,是一花独放,所以它的力量非常的引人注目。当舆论监督遍地开花的时候,人们期待《焦点访谈》还像当年一样引人注目。但主战场已经分散了。”

“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看清了生活本来面目后,依然热爱它。”

敬一丹早年遇到年轻观众,观众会说,“我昨天看了你们的节目。”那时候《焦点访谈》播出的节目,第二天就会引起街谈巷议。后来,就变成:“敬老师,我们小时候经常看你们节目。”情况还在慢慢起变化。敬一丹有一次走进大学的时候就听到学生对她说:“敬老师,我妈妈特喜欢你。”一开始听到这样的话,敬一丹总是要问:“那你呢?”非得逼着人家说,那我也挺喜欢的。

近一两年又起了变化。遇学生说,“敬老师咱们照张相,我回去给我奶奶看看。”媒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年轻人从小时候跟家人一起守候电视,到转向了新媒体的怀抱。敬一丹特别在意年轻人在想什么,做什么。

敬一丹的女儿在公益组织“美丽中国”工作。这使得敬一丹更多地接触到公益活动和其中的年轻人们。“美丽中国”最大的特点是从中国一流大学招募优秀的、对教育有热忱、具有领导力的毕业生,经过严格、密集的培训后,输送到教育落后地区完成两年的全职、一线的教学任务。“年轻老师们在低收入地区待满两年,这是专业、职业的公益行为。”敬一丹解释说。

“‘郭美美事件’让我女儿很想去了解规范、可持续的慈善是怎样的,所以她辞去原来的工作加入‘美丽中国’担任募资人。她告诉我之前的工作没有让她内心真正感到满足,想做能够面对更多人的工作。当她将内心的想法告诉我时,我非常理解她。”敬一丹说。

在面对这些年轻教师的时候,敬一丹非常惊讶,这些在她眼里还是孩子的教师去到落后地区面对一群孩子,给孩子们带来了许多“第一次”。过去在那些教育资源贫乏的地区,有的连课都排不出来,这些年轻人去了之后,给孩子们上课,打开了他们的眼界,让他们知道了山外面还有另一个世界。

在云南,四个年轻教师给孩子们办起了合唱团,将孩子们的潜能挖掘出来,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大乐趣。“孩子们的变化特别大,最大的变化就是眼神,变得灵动了。”这些年里,“美丽中国”的600名教师影响了近十万名学生。

两年的支教,让这些年轻人也收获了很多。敬一丹曾经被一个小老师说过的话深深感染:“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在看清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之后,依然热爱它。”

敬一丹说,退休后,会有更多的时间去“美丽中国”做志愿者。“但我没有想清楚我能做些什么,能给孩子们上什么课。我想我是不是可以给这些小老师们讲讲如何与人沟通。因为沟通一直是中国社会很缺少的一种训练或者是一种素养。”

退休之际,她问自己:“怎么那么多孩子让我念念不忘?”

回头梳理这么多年接触的采访对象,敬一丹在心里沉淀下来很多孩子,“我就忘不掉他,他的样子,小眼神,当时的小表情。”敬一丹问自己:“怎么那么多孩子让我念念不忘?”

节目曾经要采访一个七八岁的女孩,爸爸在小煤窑做事,家境非常困难。在她去给爸爸送饭时,小煤窑出事了,女孩提着一瓦罐的午饭,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出不来了。敬一丹看着她怯生生的样子,说不能采访。“我不能让这个女孩再重复自己看见父亲再也出不来了的那种情景。”

敬一丹问女孩,家里还有什么人?说还有叔叔。于是采访了叔叔,让他来复述矿难情景。后来这个小女孩只是在镜头里出现,没有让她说话。“这种放弃,可能会让一期节目失去了一个看点、泪点,但会让我内心安宁。”敬一丹说。

敬一丹后来采访了一个家境平平的小女孩,叫杨芳,父母双全,有个姐姐,都是普通农民。“当时故意找了一个普通家境的孩子。这种普通和平常才需要记者去发现。”敬一丹问杨芳平常喜欢上什么课?杨芳说喜欢画画。于是敬一丹就看了看她画的画。

她的画里是蓝色的竹子、蓝色的熊猫、蓝色的花。敬一丹问:“竹子应该是什么颜色的?”她说:“竹子是绿色的”。“为什么画成蓝色的?”杨芳回答:“我只有一支圆珠笔。”她的老师说,“这一班的学生只有四五个有彩色笔的,我跟学生只能提一支笔的要求。”

老师也没有彩色的粉笔。当她需要给学生画一个太阳、画一朵红花的时候,她就把白色的粉笔放在红墨水里浸,晒干了再给学生画。

说起这些,敬一丹的眼睛里泛着湿润,“这是很多地方的常态啊,关键是并不极端。”杨芳特别喜欢画画,敬一丹就把普通小孩的小爱好在节目里反映了。结果杨芳和她的同学们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彩笔。

杨芳给敬一丹寄来一幅画。在这幅画里,绿色的熊猫,黄色的云彩,所有的颜色都用上了。

“你说这样的表达有没有力量?留守儿童、城市边缘的孩子、农村的孤儿、女孩儿,这都是弱势中的弱势。这些孩子生命力很强。我太想用花骨朵来形容他们了,但是我看到的分明就是小草。长在路边,石头缝里,给点阳光就灿烂。”敬一丹感叹。

大时代中的小孩儿是怎么长大的,他现在变成了什么?敬一丹特别想回访那些孩子。“我要做五年计划可以做这个,回访我印象深刻的人,看他们这二三十年的生活有什么变化。”敬一丹顺着职业的思路继续说:“那我又回到了记者生活。”

年轻人将大学毕业后暂时不工作的第一年叫“间隔年”,敬一丹希望有一个间隔年,好好看看、想想接下来的可能。“年方六十,我面对的是一个逗号。”敬一丹说,60岁是一个新的开始,“以后最大的可能就是能有更多的机会在校园里遇到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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